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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史《苏轼列传》原文及翻译(二)a

宋史
   【原】时安石创行新法,轼上书论其不便,曰:
    臣之所欲言者,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,厚风俗,存纪纲。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,如木之有根,灯之有膏,鱼之有水,农夫之有田,商贾之有财。失之则亡,此理之必然也。自古及今,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,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
    祖宗以来,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,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,使六七少年,日夜讲求于内,使者四十余辈,分行营干于外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,求利之名也;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,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,民实惊疑;创法新奇,吏皆惶惑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,以天子之宰而治财,论说百端,喧传万口,然而莫之顾者,徒曰:“我无其事,何恤于人言。”操网罟而入江湖,语人曰“我非渔也”,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驱鹰犬而赴林薮,语人曰“我非猎也”,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,则莫若罢条例司。

    今君臣宵旰,几一年矣,而富国之功,茫如捕风,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,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,其谁不能?而所行之事,道路皆知其难。汴水浊流,自生民以来,不以种稻。今欲陂而清之,万顷之稻,必用千顷之陂,一岁一淤,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遂信其说,即使相视地形,所在凿空,访寻水利,妄庸轻剽,率意争言。官司虽知其疏,不敢便行抑退,追集老少,相视可否。若非灼然难行,必须且为兴役。官吏苟且顺从,真谓陛下有意兴作,上糜帑廪,下夺农时。堤防一开,水失故道,虽食议者之肉,何补于民!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?
    自古役人,必用乡户。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,数郡顾役,而欲措之天下。单丁、女户,盖天民之穷者也,而陛下首欲役之,富有四海,忍不加恤!自杨炎为两税,租调与庸既兼之矣,奈何复欲取庸?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,庸钱不除,差役仍旧,推所从来,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钱,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,每岁常行。虽云不许抑配,而数世之后,暴君污吏,陛下能保之与?计愿请之户,必皆孤贫不济之人,鞭挞已急,则继之逃亡,不还,则均及邻保,势有必至,异日天下恨之,国史记之,曰“青苗钱自陛下始”,岂不惜哉!且常平之法,可谓至矣。今欲变为青苗,坏彼成此,所丧逾多,亏官害民,虽悔何及!
    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,用贾人桑羊之说,买贱卖贵,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,盗贼滋炽,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,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,天下归心,遂以无事。不意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,其费已厚,纵使薄有所获,而征商之额,所损必多。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,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,则隐而不言;五羊之获,则指为劳绩。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,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,何以异此?臣窃以为过矣。议者必谓:“民可与乐成,难与虑始。”故陛下坚执不顾,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,行险侥幸之说,未及乐成,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,此也。 

    国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浅深,不在乎强与弱;历数之所以长短者,在风俗之薄厚,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,则知所轻重矣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,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爱惜风俗,如护元气。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,勇悍之夫可以集事,忠厚近于迂阔,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,知其所得小,而所丧大也。仁祖持法至宽,用人有叙,专务掩覆过失,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,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,则十出而九败;以言乎府库,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,风俗知义,故升遐之日,天下归仁焉。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,事不振举,乃欲矫之以苛察,齐之以智能,招来新进勇锐之人,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,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,使有意外之得,公卿侍从跬步可图,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,欲望风俗之厚,岂可得哉?近岁朴拙之人愈少,巧进之士益多。惟陛下哀之救之,以简易为法,以清净为心,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,此也。
    祖宗委任台谏,未尝罪一言者。纵有薄责,旋即超升,许以风闻,而无官长。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;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,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,而借之重权者,岂徒然哉?将以折奸臣之萌也。今法令严密,朝廷清明,所谓奸臣,万无此理。然养猫以去鼠,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;畜狗以防盗,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,下为子孙万世之防?臣闻长老之谈,皆谓台谏所言,常随天下公议。公议所与,台谏亦与之;公议所击,台谏亦击之。今者物论沸腾,怨讟交至,公议所在,亦知之矣。臣恐自兹以往,习惯成风,尽为执政私人,以致人主孤立,纪纲一废,何事不生!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,此也。
    【译】当时王安石正推行新法,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,说:
    我所想说的,三句话而已。请求陛下维系人心,敦厚风俗,保存法纪。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罢了,正像树有根,灯有油,鱼有水,农夫有田,商人有钱。失去了就会灭亡,这是必然的道理。从古到今,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,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。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的不满了。
    从祖宗一直以来,管理财政的是三司。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,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,用六七个青年人,日夜在里面讨论研究,又派出四十多人,分头出外办事。那制置三司条例司,是求利的名义;六七个青年人和四十多个派出人员,是求利的工具。开创的声势很大,百姓实在惊讶疑虑;创立的法令新奇,差吏都很畏惧疑惑。用皇帝的身份来谋求财利,用天子的宰相来管理财务,人们产生种种议论,万民议论纷纷,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,还说:“我没有这事,何必顾虑别人说。”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,对人说“我不是去捕鱼”,不如丢掉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。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,对人说“我不是去打猎”,不如放掉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。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,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。

    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,几乎一年了,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绩,还茫然像捕风一样,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缗钱,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。用这些手段作为富国的办法,谁不能做呢?而所实行的事情,路人都知道其困难。汴河的水很混浊,从有人以来,不用来种稻。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,一万顷的稻田,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,一年一淤,三年而陂池就满了。陛下就相信这种说法,即使考察地形,所在之处凿空,寻求水利,狂妄庸人轻浮,随意争相进言。有关部门虽然明了办法不合适,不敢就此斥退,却追集当地老少,去看可否实行。如果不是明显地难于做到,必定姑且兴起工役。官吏们暂且顺从,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,对上浪费国家财物,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。堤坝防线一开,水流离开就有的河道,即使吃了建议者的肉,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!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?
    从古以来的役人,一定用乡间的人。现在听说江、浙之间,有几个州雇人代役,而要把这办法施行于天下。单丁户、女户,这是天生百姓中穷苦的人,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,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,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!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,原来的租调与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,怎么又想取力役钱?万一后代不幸有搜刮钱财的臣子,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,以此追查,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。青苗放钱,以前就禁止。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,每年都照常执行。虽说不许强迫借款,而几代之后,暴君和贪官的出现,陛下能保证得了吗?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,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,用鞭打来催还很急,接着是逃亡,人不回来,就摊派给邻居和担保人,这是势所必然的,将来天下人恨这事,国史记载此事,说“青苗钱从陛下开始”,难道不可惜吗!而且常平之法,已经极好了。现在要变为青苗法,破坏那一种确立这一种,所损失的更多,亏损官府危害人民,(到那时)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!
    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,用商人桑宏羊的办法,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,叫作均输。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,盗贼更猖獗,几乎酿成乱事。孝昭登上帝位后,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,天下归心,没有出现乱事。想不到今天桑宏羊此论又兴起了。立法之初,所花费的钱财已不少,纵然能稍有收获,而能征收的商税,所受损失必然很多。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,用一头牛换来五只羊。失去一头牛,就隐瞒不说;获得五只羊,却指为功劳。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,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,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?我以为是错了。议论的人必然说:“百姓乐于见到成功,却难于开始。”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这种做法,一定要实行下去。这是战国时代那些贪功的人,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,不等到事情的成功,而怨恨已经起来了。我希望陛下维系人心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。
    国家存亡的原因,在于道德的深浅,不在于强大和弱小;朝代长短的原因,在于风俗的厚薄,不在于富裕和贫穷。君主如果懂得这些,就会知道事情的轻重。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,不希望急于有功绩而贪求富强。爱惜风俗,像保护元气一样。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厉苛刻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,勇敢强悍的人可以成事,忠诚厚道的人过于迂腐,老成的人看似迟钝。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,是知道那样做说得少,而所丧失的要多。仁宗执法极为宽大,用人有次序,专求体谅人的过错,从不轻易变更旧的法规。查考政绩,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。拿用兵来说,十次出兵九次失败;拿府库来说,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。但恩德在人们心中,风俗是普遍知道礼仪,所以逝世的时候,天下人都归心于他的仁德。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,没有振作,就想用苛察来纠正,用智慧能力来整顿,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,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。还没有收到好处,而浇薄的风俗已经养成。开了很多骤然晋升的门,使人有意外的得益,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,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于期望,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,难道能得到吗?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,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。请陛下哀怜拯救,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,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,而使百姓的道德归于淳厚。我希望陛下淳厚风俗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。
    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,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。即使小小有所责罚,不久就将其超升,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,而不论是涉及什么官长。说到皇帝,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;有关朝廷,那宰相就得等候处理。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贤能,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。但须要养成他们敢于说话的勇气,而给予他们大权,难道是徒然的吗?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。现在法令严密,朝廷清明,所谓有奸臣,当然万万没有这个道理。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,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;养狗是为了防小偷,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偷就养不叫的狗。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,对下为子孙万代作提防呢?我听到长老的议论,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,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。公议所赞同的,御史谏官也赞同;公议所抨击的,御史谏官也抨击。现在舆论沸腾,各种怨恨的话都有,公议所在,也可以知道了。我恐怕从此以后,习惯成了风气,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,直到君主被孤立,法纪全被废除,(到那时)有什么事情不会出现!我希望陛下保存法纪的原因,就在于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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